杨 刚(第3/5 页)

智者的忧伤，善人的愤怒，美丽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们的癫狂……，一切异象都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声音。命运的洪钟，当当不断在我头上敲起来。我是谁？我能够不听它吗？我能够躲得了它吗？我，这微弱到阴阳分歧的路上还不能够切断自己变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样能够抗拒人类命运的钟声呢？

仅仅时代召唤着我，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我周围，靠着我这染了很深的历史疾病的人，独自去听，我想，是不会完满而深刻地听到的。然而，却也有那同样受着时代召唤的人们，在我旁边。他们有的残酷批评我，甚至于到了伤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动我，使我常常流泪；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释，使我表里分明。一种似乎集体的生活，使我感觉到共同生长、共同感应时代的快乐。

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悲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写什么？写了，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容它发表？

怎样生活，在这里不必多说。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仅仅是写，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祸福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写什么也应该归于这一原则下面去的。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虽然对于文艺有了相当一贯的态度；可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他们把文艺工作同人民分开了。原则上他们同意文艺只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人民。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上没有抱定一个严格的、忠诚的、贴紧的为人民态度，他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多时候从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他们或多或少与我过去的写作态度相近，随兴的采取一些满足感觉的东西来写，随兴的用一些满足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爱好心的态度来写。他们有许多人有才能，能够写出使我心爱的东西，特别是诗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离开。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爱好怎样，我依然觉得他们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们自己的心。他们中间最严正的作者，也. 还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决定创作的态度。在他们心里，人，人民，所占的位置是颇为微小的。人民的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深刻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