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刚(第4/5 页)

一些人，虽然嘴里也时时讲到时代，讲到人民，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用怎样的态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不很明白怎样的东西，要怎样写，才能对于人有些用处，结果依然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人的”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喜欢把文艺范围说小一点。诗，独立起来，认为如今有这种诗、那种诗：人诗，我诗，物诗，事诗，情诗，智诗，……凡愿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现天才的所在，故意乱来。归总的说，不出于有意无意模仿的范围。从最严肃的意义上来讲，诗变成了一条鞭子，把他们鞭打得昏头昏脑，写出东西来，对于人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说这些人是没有才能的。不过，即使把诗独立起来，能写出最好的诗来，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的东西。

我放逐了那些无谓的自我感伤、晦暗的探索，放逐了一些花眉绿眼、机灵巧诈的字句，放逐了晦涩，放逐了轻灵，我放逐了那种为将来写作，而把眼泪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恶欲望。我生在今天的人民中间，虽然我微弱到不能够理解他们，可是，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以外的东西身上。我写不出他们，我苦痛，但是凡我有所写，我必须写的明白、亲切、真诚，使它们直接间接于现在的人民有些用处。

这一切都是由上面的理解生出来的。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几首诗，也就是我的一种不完美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希望它能够于人有益。如果我确知它们依然没有用处，我就不再写诗了。

我把这一本书献给那位帮助了我，使我成长，使我有用的人。

□读书人语

这是一位真诚的女诗人在四十年代所写下的一份自白。当时，半个中国还在使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记者，杨刚正骋驰于现实生活的前哨。我们从1929年就结识了。我深知她曾多么坚决果断地背离了她在湖北的书香之家，多么义无反顾地投入艰巨危险的斗争。然而我也熟悉她的另一面。她多么爱丁君生和勃朗宁的诗句，而且还是奥斯丁最早的译者。在我心目中，她既是一名女兵：粗犷，明快，一往无前；又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这种矛盾，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罕见，只是在杨刚身上更为突出。这篇短文既有自责的成分，也责备了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她去世的前两年，曾同我谈过一次艺术爱好同人民事业之间的矛盾问题。时代毕竟不同了。90年代的诗人也许并不存在也很难理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