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经济的翻新(第3/8 页)

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账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