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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
“我仍旧默不作声地坐着。他站在我面前说:‘你将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给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个文明人对待另一个文明人那样,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你当然不会成为人质。’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既震惊又感激。
“他说:‘请你记住,我跟任何别的军官一样,一生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德国的历史性目标——结束欧洲的混乱,建立良好秩序。这个目标一达到,我们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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