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5/13 页)

兵当中，我选择了农民。比较起来，农民对我不算太陌生。这同我幼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一九六三年秋，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的亲戚家里，告别了丈夫，只身来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大队。六十年代中期，贯彻调整方针，农村在复苏。农家的小院里又有了猪，有了羊，有了鸡，农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余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这年冬天，开始“四清”。工作队进村，我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又了解村里的不少情况，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但是，作为农民的朋友，我又不愿意干伤害朋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仗义行为”，而是因为我对那些老实、忠厚，有时也玩弄一些小小的计谋以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命令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从心里深表同情。左右为难，我只好一走了之。

回到北京，我写了两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一个题名《万年青》，一个题名《今儿选队长》。我给剧院送去过，也给《剧本》月刊投寄过。我得到了鼓励：“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好”，“有的人物很鲜明”，“有的戏很精彩”，但是，“整个剧本还不成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很高的奖赏了。它坚定了我走创作之路的决心。但是，怎样才能使整个剧本成熟起来呢？我感到茫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戏剧家李之华同志，他看了我的这两个剧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允许我去旁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使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戏剧规律。

我的第三个剧本是《焦裕禄在兰考》。这个剧本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准备恢复戏剧演出，北京人艺组织了戏组，准备排这个戏。我和导演、演员一起到河南兰考体验生活。我满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同观众见面了，结果又吹了。

接连三次失败，使我对剧本创作失去了信心。我同剧组的同志一起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到剧组的生活。我开始明白了一点儿：一个剧本从剧本组通过、导演通过，剧院领导通过，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