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4/13 页)

他们录取了我。我又报考了西南工人出版社，他们也录取了我。

那时候，到处都要人，到处都有工作。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革命”二字，对于青年学生，即便是对我这个所学极少的女学生来说，也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我在部队文工团和工人出版社之间选择了后者。在人生之路上的这第一个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当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对我说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困难。较之歌舞，我更爱书籍。自从认识了一些字，我就偷阅了家里所有我能看懂或半懂不懂的“闲书”，能有机会生活到书的海洋中去，可谓“得其所哉。”

当时的西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还没有力量出书。它只有一个门市部，只有一项任务——卖书。我站在书台前，看了不少书。我背着书箱到工厂、到煤矿，看到解放了的工人多么渴望书。

一九五二年，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并入新华书店。我被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登记来信、分发来稿、收抄记录新闻。我努力完成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并且自学俄语、画画和高中课程。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先后在伊朗语组和对苏广播组工作。我得过先进工作者的嘉奖，也一次一次地晕倒在办公室。一九六二年，我被精简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当俄语教师。

五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晕倒在讲台上。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一个经常晕倒在讲台上的教师。这样，我成了一个分配不出去的教师，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一个不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

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只是因为我不能上班，又不甘心沉沦，总得干些什么事。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那么四小时，三小时，只要还活着，我就得有所作为，就得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那时候，搞文学创作，讲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了“深入工农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在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