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第6/7 页)

得，他自己可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性格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自觉地去比较，这种痛苦与早年那种热情、单纯、幸福，哪一种更有意义。我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的小说，他的文字，才会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因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精神上的痛苦。读《爱情三部曲》，读《家》，读《随想录》，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感情的、思想的共鸣。如果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只限于个体，而是应将之置放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理解，那么对于巴金，有那么多的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得到安慰，也包括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因这些文字，人们而敬仰他的人格，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吗？他没有实现成为理论家政治家的愿望，但却完成了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的跋涉，通过由忧郁和痛苦而升华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他未能预料到的、永恒的精神幸福，冰心所说的“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这种含意呢？我没有问过她，但想必有相通之处。

不过，我自己也时常陷入一种理性的感情的矛盾。从理性上说，我信服上面那些我对巴金的幸福的表述。可是，当坐在巴金面前看着他苍老的面孔时，我又深深同情起这位老人。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活得太累，太不潇洒，太不超然。

从年龄来说，文革之后他本可以早早将忧郁和痛苦忘掉，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他也不必做那么多的恶梦，在梦中，在梦醒后揪住自己的灵魂询问，做那么多忏悔和解剖。小小文坛有多少丑的恶的卑鄙的无聊的人与事在人们眼前表演过，人们怎么会去在乎他这个并没有失去善良和正直的老人，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小过失。他那种身体，那种在文革中失去妻子之后的心境，本该让清风、阳光、鸟鸣来慰藉，安度一个平稳轻松的晚年，何必再让许许多多的从未间断过的误解和歪曲来折磨他的心灵。可是，性格就是这样顽固，它使巴金不能不在忧郁和痛苦的驱使下，重又走文学的路，思想的路。有这祥的性格，有这样的思想，人只能活得如此之累。

我最近一次到上海，是在1991年的10月，北方已是深秋，每天早上起床走到窗前，都能看到一夜间地上又洒满了落叶。上海还没有这种萧瑟，巴金的庭院里，小草依然青青，阳光照在身上，尚觉得有些暖融融的。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采访他，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刚刚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