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2/6 页)

热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象扶乩般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如果读完自己也还觉得可喜，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跨上那辆破车，沿着海甸多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的沈家。

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编者抱怨我字数多，我一味嫌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先生正色说：“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有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里所写的，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灯房的烟囱。太阳烤着，煤烟熏着。由于自己的教养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眼。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水面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我目睹并亲自经历了大时代中一个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屈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