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章(第2/2 页)

首先，辩护缺乏正义的必要约束。由于神祇之间本身的竞争关系，神界之间推崇强者为大，人类必将效法。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的目的就是为人开罪，只要竭尽全力保证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无须受制任何规则。

其次，人本主义传统将导致辩护制度过分张扬人之权利，而忽视人权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柏拉图就曾经尖锐地批评当时的辩护人，认为他们颠倒黑白，偷换概念，巧言令色。他曾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人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这显然是一个逻辑混乱的论断。

在柏拉图看来，律师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无异于客户的奴隶，他说「律师总是忙忙碌碌，似乎总有什么力量不断驱赶着他……他是一个奴隶。

在他的主人面前，与他同是奴隶的伙伴们争论不休……结果律师们变得敏锐而狡黠;他学会了对主人曲意逢迎、见机行事;他的心胸狭窄，自从他开始欺骗和报复以后，他就变得反常而且扭曲了。」

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传统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希伯来—基督教」信仰强调神本主义，一神论的信仰确认了绝对真理的客观存在，上帝之道即为真理，所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因此，辩护制度应当接受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必须在规则范围内行使。按照这种信仰观，辩护人在辩护时要受到限制，十诫中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当为辩护人之铁律;同时人权也须受到限制，正如亚伯拉罕在为罪城辩护的案例中所学习到的，保障人权不能以完全牺牲惩罚犯罪为代价。

对辩护制度源头的冗长说明并非为了怀古，厘清辩护制度的缘起才能明白律师制度的定位。

首先，律师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与其说是在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通过捍卫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正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不是为了攻讦上帝的缺失，而是向上帝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