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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曾经口头许诺过，会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参会席位。

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最后拍了拍脑袋，本着熟人好办事的原则，把跟威尔逊私交甚笃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凑数般也列入了代表团名单。

事后证明，这个充满着「中国办事风格」的拍脑袋决定，最终成为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败的关键。

时年30岁的顾维钧，其实是当时对西方外交思想与理念理解最为深刻的中国人之一。

这位16岁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23岁就一路拿下了哥大法学院博士学位的超级学霸，在读书期间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未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吵架」。

两人经常会围绕中美民主制度问题彻夜争辩，辩论完之后，威尔逊往往会邀请顾维钧去家里吃饭，顾维钧也从来不客气，吃完饭擦擦嘴接着跟威尔逊吵……

甚至直到威尔逊当总统后举办婚礼时，受邀参加的顾维钧都不忘在婚礼前，跟威尔逊好好讨论了一次外交护照使用规程。

外人只知道顾维钧跟威尔逊是一对「忘年交」，却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与政治高手不断的思辨当中，顾维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全迥异于国内传统外交官员的理念和风格。

早在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激战正酣时，顾维钧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已经预感到，战后中国可能有机会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

因此他早早便在驻美大使馆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小组，开始搜集欧美各国的外交动态。

而1918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首次提出了「国联」这个概念后，顾维钧又提前起草了两个，在其他外交官看来不屑一顾的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

备忘录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了中国应全力支持并争取加入「国联」的结论。

1918年12月，做足了准备的顾维钧兴冲冲抵达巴黎，与中国代表团汇合，却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老前辈们，此时正在——厮打。

以前从来都是自己战败后，在会议室外揣揣不安地等着别人商量如何让自己割地赔款，如今突然有了坐上谈判桌的机会，几位老前辈明显是有点发蒙。

北京政府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徐世昌，一脉相承都执行的是「联日」的外交政策，于是代表北京政府的陆征祥，也就懵懵懂懂先去跟日本人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