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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陷入一种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因此变得不耐烦和沮丧。我想也许他们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里。这么想令我担心，而我又因为自己担心而愤怒。

见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没了其他一切。就要见见她。把她心里的秘密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