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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情感上的温柔，父亲有时欢欣愉悦，可是我所喜欢的这些优点，恰恰是他们不希望被别人喜欢的东西。我十八岁时，希特勒死了。其时，父母和我之间已成了纯粹的供养关系，对他们我必须表现出象征性的感激，其他的情感就很难谈得上了。

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学校里，我小有名气，人称战时唯美主义者，喜欢冷嘲热讽。可是我必须参军——为传统和牺牲精神所迫。我坚持当完兵后要上大学，幸运的是，我的这一要求得到中学校长的支持。在军队里，我继续过着双重生活。在公开场合，我极不自在地扮演着“烈火将军”准将于尔菲的儿子的角色。私下里，我提心吊胆地偷看企鹅新书系列和诗歌小册子。后来我想办法尽快地退了伍。

一九四八年，我上了牛津大学。在马格达伦学院第二年的漫长假期里，我几乎没怎么见着我的父母。假期过后不久，父亲必须飞到印度去。他把我母亲也带了去。他们乘坐的飞机在卡拉奇以东大约四十英里处遇上雷暴雨失事，飞机在优质汽油的燃烧中化为灰烬。一阵震惊之后，我几乎立即产生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自由了。我的近亲只剩下母亲的弟弟一人，他远在罗得西亚务农，因此，凡我视为真正自我的东西，现在再也没有家庭的束缚了。在恪尽孝道方面，我可能显得不足，但是追求时髦我可是行家里手。

起码，在马格达伦学院同一群性格古怪的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组织了一个名叫“叛逆男子汉”的小小俱乐部，喝干雪利酒，开会时穿深灰色服装，系黑领带，以示对四十年代后期那些穿寒酸的连帽粗呢大衣者的抗议。在俱乐部里，我们对存在与虚无进行辩论，把一种微不足道的行为叫作“存在主义”。稍不开窍的人可能斥之为反复无常，或者干脆说自私。可是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读过的法国存在主义小说中的英雄或反英雄，为什么不能看成是现实主义的。我们试图模仿他们，误把复杂感情状态的比喻描写当成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当然体会到了个中痛苦。我们大多忠于牛津大学永恒的一流意识，一心想标新立异。在我们的俱乐部里，我们做到了。

我养成了奢侈的习惯，作风华而不实。我得的是三等学位，却有一流的幻想：我是诗人。但是最没有诗意的是，我看透了一切，对生活，尤其是谋生，感到厌倦。我还太幼稚，不知道一切愤世嫉俗行为都是缺乏处世能力的表现，简而言之，是一种无能；也不懂得藐视一切努力其实就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确吸收了一点永远有用的东西：苏格拉底式的诚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