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寒夜(第6/9 页)

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