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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