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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会发生什么呢？陷入思索的我大脑一片空白。突然，我不再是和我的情郎坐在加勒比海的一间咖啡厅，而是在纽约寒冷潮湿的街道行走，看着无数张陌生人的脸。我在为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填写无数求职申请。人力资源部的人或是电脑程序将筛选总结我的申请结果，认为我并没有使用正确有力的动词来展现我无尽的才华与抱负。

我的约会对象一个比一个糟糕，城市里小于五十岁且有资格跟我约会的男人比树林里的象齿啄木鸟还稀有，而单身女性们远比我年轻貌美，比我健康，这样的女人像蚂蚁群似的扎堆存在。以前所有的预想中很难涉及的可能性是，在未来，我还活着。即便是那样，我还是漂泊着，孤独着。

“我不是应该享受当下吗？”我问夏洛。

“一针见血。就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时机，至少开始思考什么能够让你开心。”

我认为自己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让我来想想。”

我确实想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更多的黑咖啡和玛优卡面包卷，更多的海边漫步和原生态公园远足。最后一节西班牙语课上，米拉格罗斯从旅游相关的词汇讲起，逐渐发展到以多种方式辱骂酒鬼，这让我们俩喝得酩酊大醉。确切地说，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思索假如真能幸存下来，我到底想要什么。

曾经最想要的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甚至比做汤姆·米勒的妻子还要渴望做一位母亲，尤其是想有个女儿，名字随我母亲叫夏洛特（当然若是个儿子，我也同样开心，而且他肯定不介意被叫作夏洛特）。

但这并没有在汤姆和我之间成为现实，即便多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和检查。医生建议体外人工授精时——所需花费并不在我医疗保险可支付的范围内，而这大概和我们所有豪华家具的破费不相上下——汤姆对此支支吾吾。而我提出收养小孩时，他表示阻拦，认为收养程序很不明确，让人头疼，建议我们还是放手算了。

我同意了，即便这有悖于我的灵魂。

我对孩子的渴望并没有淡去，只是婚姻和健康问题使得拥有孩子的渴望显得有点自私，可能还有点偏题。

但起程飞往芝加哥的前一晚，夏洛再次问我最想要什么时，我没有假装激动于未来会有光彩熠熠的新事业、积极正面的人生观或者重回到波多黎各。相反，我坦言，假若有奇迹让我活着，而且健康情况还不错，我保守地认为生一个孩子应该是我最想实现的愿望。

“一个孩子？”夏洛惊讶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