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世界的王气(第2/6 页)

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才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

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