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改土归流(第2/3 页)

政治作用于文化，贵州土司的政治选择给予中原文明在贵州的生存空间，贵州子弟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得以中原先进文明的教导，丰富发展了贵州文化，使得贵州学子在明清时期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与华夏的科举场上。

除政治外，贵州土司对贵州教育事业也做了很大的历史贡献。早在宋代，播州杨氏就注重文学教育，聘请文人前来任教，“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士俗为之大变”。而田、杨、安、宋四大土司是明清时期贵州最着名的土司。

在教育上，贵州土司还表现在帮扶贫困子弟，与其联姻。从前土司之间为维持自身势力和共同对抗其他土司，选择联姻，“四家世为姻好，嫁嫡长女为嫡长妇”，婚姻关系相对稳定。但是由于政府办学政令的实施和科举制的发展，开明的土司在认识到自己势微的同时，意识到培养科举成功的文人是自己统治长存的另一途径。

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王朝统治边疆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兴存长达六百多年，对国家安定、文化交流及经济的发展等产生过重要作用。

但是，贵州土司残暴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世长其土世有其民”，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对被统治者们的剥削与滥杀。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到清前期，贵州土司只是虚有其名，不再掌握政治权利，其消亡已是历史的必然。

贵州土司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个代表，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在明清时期不断交融，形成今天丰富多彩的黔地文化。土司制度的出现是贵州文化不断“内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明清两代在贵州实行土司制度，“以夷制夷”，同时要求贵州土司遵从中央政令，兴办学校教育，以儒学教化之，使得贵州文化逐渐从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靠拢，改变了贵州贫瘠的文化面貌和落后的生活习俗习惯。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处贵州、四川、湖南之间，山高地险，从唐末开始，它就一直处于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下，明朝受封播州宣慰司使。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没有在当地再设立土司，而是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二十一年后——天启元年（1621年）。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