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居官不败2(第3/7 页)
,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
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
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
“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
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
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
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
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
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
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
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
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
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
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
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
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
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
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
“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
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
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
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
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
“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
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
干,而是在认识上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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