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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闲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
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有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
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俩之间的见面,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我就有点心虚。
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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