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章(第2/3 页)

等上6个月。

最后，钱学森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检察官不依不饶地问他，是不是非得由他自己来决定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钱学森说是的，他要自己做出这个决定。

检察官又问，不能准许美国政府来替他决定这个问题吗？

他坚决地说：「不，当然不。」

显而易见，这样的表态是不能令对方满意的。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真的是一个共产党，移民局还是在1951年4月26日做出了裁定，他们认定钱学森是「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因此必须将他驱逐出境。

之后又是一轮又一轮的上诉，一轮又一轮的精神折磨。

1952年2月8日，司法部裁决，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是暂缓执行。后来又改为假释，要求钱学森每个月都去司法部报到。

他的出行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很多在外地召开的科学会议都没法参加。

他还在给学生上课，还在写论文，还出版了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大受欢迎的教科书。但他再也不能接触任何需要保密的工作。

他无时无刻都处于监视之中。家门外常常停着一辆汽车，一停就是几小时。家里的电话一天响十几次，往往是一接起来，对方就立刻挂断。蒋英后来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不管愿意不愿意，钱学森一家都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圈，变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边缘人。很多教授躲着他，怕惹祸上身。

学院能帮他的都帮了，但还是无济于事，有人建议学院「或许我们应当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这意味着，钱学森开始被他最看重的科学家圈子抛弃了。

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易怒，越来越没有耐心。

虽然他的人还在监狱之外，但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刑罚和折磨？

如果说，之前钱学森还对早日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日常生活抱有幻想，那么到1954年以后，经历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徒劳尝试，他的希望破灭了。

这种情绪，爆发在钱学森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