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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甚至是整个城区觉察到了，在路上，在商店里，在房子的楼梯间，人们对我流露出一种混合着敬意和不屑的感情，他们在背地里都叫我“比萨女人”。

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一些很长的信给彼得罗，他给我的回信更长。刚开始，我期望他能提到我给他看的笔记本，后来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儿了。我们在信里没谈论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些信：信里也没有任何有用的细节来构建当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一块面包的价钱，或者说一张电影票的钱，门房或者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就我所知，我们都侧重于谈论他读过的一本书，或者关于我们研究领域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或者我琢磨的事儿，还有就是大学生运动，关于一些新先锋派的问题——我不了解这些问题，但他却非常了解，以至于他给我写道：“我很愿意写一本小书，用那些被丢弃的稿纸上的文字——就是那些你写上一段，觉得不理想，扔在废纸篓的文字。我正在收集这些资料，我想就这样原样印出来，保留撕裂的痕迹，上面留着草稿上随意画的线，中断的地方，还有随意折过的痕迹，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能的文学。”最后这句话让我很震动。我怀疑，我记得我当时想，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他已经看了我给他的笔记本，我送给他的那个故事，他觉得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品。

那几个星期里，天气持续高温，使我经年苦读的身体很疲惫，我觉得没一点儿力气。我到处打听奥利维耶罗老师的消息，我希望她还活着，这样我就能见到她，我想通过我在学业上的成就，让她感到满意，从而获取一点能量。我从我妹妹那里得知，老师的妹妹来把她接到了波坦察市去住了。我感到非常孤单，我开始怀念起莉拉，想着我们全然不同的生活。我想去找她，看看我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只是很随意地和城区的人聊起她，想知道人们对她的看法，说些什么闲话。

我先找了安东尼奥，他不在城区，都说他可能留在了德国，有人说他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德国女人结婚了，一个高大丰满、货真价实的金发美女，蓝色眼睛，还生了一对双胞胎。

我去找阿方索聊天，我经常去马尔蒂里广场的商店里找他。他长得越来越帅气了，像西班牙贵族一样英俊，他说一口非常讲究的意大利语，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让人愉悦的方言词汇。索拉拉的鞋店在他的照料下，发展得一帆风顺。他的工资让他很满意，他在塔比亚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一点儿也不惦记着我们的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