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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不管是教什么，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长。人家挣的比校长还多，权力也自然比校长大。校长若是跟日本要人有来往呢，教官就客气点；不然的话，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来，我颇交了几个日本朋友。我是这么想，万一我的科长丢了，我还能——凭作过科长这点资格——来个校长作作，要作校长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气，我得有日本朋友。这叫作有备无患，大哥你说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夸赞他。

瑞宣还一声没出。

“噢，大哥，”老二的脑子被酒精催动的不住的乱转，“听说下学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拨出一大半的时间给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儿打个主意呀！其实，你教什么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说得来！我看哪，大哥，你别老一把死拿，老板着脸作事；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动着点，该应酬的应酬，该送礼的别怕花钱！日本人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坏，只要你肯送礼，他们也怪和气的呢！”瑞宣依旧没出声。

老二，心中有那点酒劲儿，没觉出哥哥的冷淡。把话说完，他觉得很够个作弟弟的样子，把好话都不取报酬的说给了大哥。他立了起来，推开门，叫：“大嫂！茶怎样了？劳驾给端到爷爷屋来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学校中的教官——山木——来。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矮子，长方脸，花白头发，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山木教官是个动物学家，他的著作——华北的禽鸟——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象瑞丰所说的那种教官那样，除了教日语，他老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学生有时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门上，他一拉门便打在头上，他也不给学生们报告。这，引起瑞宣对他的注意，因为瑞宣听说别的学校里也有过同样的事情，而教官报告上去以后，宪兵便马上来捉捕学生，下在监牢里。瑞宣以为山木教官一定是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变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的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的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请诸位先生也去听一听。他的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的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身子一动也不动的，用中国话说：“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