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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萨的最后一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欢这个城市，还有那些男同学、女同学、教授和考试，我不喜欢这里寒冷的天气，我对于那些在温暖的夜晚，在洗礼堂下举行的政治会议，以及电影俱乐部放的电影都失去了兴趣。整个城市都变得死气沉沉：提巴诺楼、阿尔诺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圣弗莱蒂阿诺大街、骑士广场、圣劳伦佐街。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尽管街上的面包师傅和我打招呼，尽管卖报纸的人和我谈论天气，但我依旧是个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还是那么陌生，石头建筑、树木、云彩、天空还有路标的颜色，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

虽然，在看了那些笔记之后，在把那个装着笔记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经从那些文字里走出来了，但我依然无法确认，我那些糟糕的情绪是不是因为莉拉的那些笔记。我经过了初到这个城市所经受的冲击，那就像要面对一场激烈的斗争，我经过了每场考试不安的心跳，还有每次都考满分的喜悦，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

忽然间，我意识到了那种“差不多”的感觉。我做到了吗？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摆脱了那不勒斯，摆脱了那个破败的城区了吗？我差不多摆脱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吗？男女都有，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比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我获得老师的欣赏了吗？包括那些最严厉的老师？差不多。在这些“差不多”的背后，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我第一天来到比萨时的感觉，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从容自在的人。

在比萨高等师范，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仅仅是拉丁语、希腊语或者历史考试成绩好的人。他们都很年轻，几乎都是男生，他们就像著名教授，还有那些上过这所大学的名人一样，出类拔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通过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明确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何办一份报纸或者杂志，他们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出版社，他们知道电视或者电台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知道大学老师的等级，知道在城市、乡村，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大海的那边有什么。他们认识那些重要人物，他们知道应该欣赏什么人，应该鄙视什么人，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或者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