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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医用垃圾桶后，她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不那么疼了，对吧？”

我做了个鬼脸，虽然疼痛变成了一种刺痛。或许局部麻醉将助我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但还是需要找一位内科医生——除桑德斯医生以外——愿意接受非处方诊疗的医生。可能会比较麻烦。

埃尔南德斯医生用镊子把血淋淋的缝合线从我的皮肤里拽出来，清洗伤口，让我一周内按时擦消炎药膏，更换绷带。然后递给我一张抗生素处方。“这应该能快速消炎。过一两天你就会感觉好很多，但在吃掉最后一粒之前不要停止用药。如果不注意，刀口会恶化。我见过有的病人因未遵医嘱，结果导致败血性休克。”

谢过她这令人振奋的叮嘱，我回到休息室。“都妥了。”我告诉米拉格罗斯。

她点点头，然后用胳膊环着我的胳膊。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诊所：我斜靠在一位年长女性的身旁以求力量，而她搀扶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娇弱的小姑娘。她扶我上皮卡后，我哭了起来。她给予的安慰、善意和微妙的母性抚慰着我，同时也让我想起不曾奢求过的东西。因为那一刻，我所渴望的并不是丈夫出柜前的生活，也不是踏入桑德斯医生办公室之前的片刻，不是保罗和父亲这两位世界上最最爱我的人。而是，我的母亲。

米拉格罗斯似乎明白我哭泣的原因并非疼痛：“姑娘，没关系。不论是什么，都会过去的。此刻你在这里，你还活着。”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双手捂着嘴说，“我不应该在这里，还活着。”我回想到飞机失事，卡车差点撞飞我，更不用说癌症。难道这些不正是表明了我的生命注定短暂，平淡无奇？

“谁告诉你的？”米拉格罗斯说，但语气不无关切，“你在你应该在的地方，直到这段时间过去，然后你不再需要待在这里。王子或乞丐，这就是命运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排。”

如果真如她所言，那么为什么我会被安排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在岛上的泥土小路上开吉普？为什么我会像母亲一样，迅速而悲惨地死去？

我看向窗外的野马群，但那里没有隐藏的提示或答案。只有大树、灌木丛和藤蔓，模模糊糊地汇聚于远方的一抹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