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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直到一九一九年春。我同叔父阿纳斯塔斯奥斯吵架。我开英语课。我教钢琴。我有一种被从欧洲永远流放出来的感觉。我的父亲永远不再对我说话，也不给我写信，但是过了不久，我开始收到母亲的信。”

我瞥了一眼莉莉，但此时她已经又回到了角色之中，正以礼貌的表情注视着康奇斯。灯光使她变得仪态万方。

“我在阿根廷只遇到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一年夏天，一位朋友带我到安第斯山诸省去旅游。我了解到印第安苦力和拉丁美洲高乔牧人受剥削的悲惨处境。我迫切感觉到应该为贫困阶层牺牲自己。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使我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医生。但是要走这一条新选择的道路并不容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医学院不接受我。为了能被录取，我不得不日夜攻读一年，学习科学知识。

“但是后来战争结束了。不久我父亲死了。虽然他永不饶恕我，也不饶恕我母亲帮助过我，我们母子先是走进他的世界，后来又走出了他的世界。但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他没有给我招来麻烦。据我所知，我失踪的事一直没有被当局发现。父亲死后，给母亲留下了一份足够的收入。这一切的结果是我又回到欧洲，同母亲在巴黎定居下来。我们住的是一套旧公寓房，很大，正对着先贤祠，我开始认真学习医学。在医科学生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团体。我们全都把医学当成一种宗教，我们给自己的团体起名叫理性学社。我们设想全世界的医生都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恪守职业道德的精英集团。在每一个国家里，在每一个政府中，我们都应该成为道德高尚的超人，我们要消灭一切蛊惑民心的政客集团、一切追逐私利的政客、一切反动和沙文主义。我们发表了一份宣言。我们在纳伊的一家电影院里举行公开集会。但是激进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得到了风声，他们骂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捣毁了电影院。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又举行了一次集会。一群自称基督教青年民兵——天主教极端分子——的人也来参加。如果不是他们的面孔的话，他们的行为和那些激进主义分子如出一辙。他们竟然称我们为激进主义分子。这样一来，我们要让全世界乌托邦化的宏伟计划，便在两场扭打之中宣告破产了。留下来的是赔偿损失的巨额账单。我是‘理性学会’的秘书。轮到每个会员支付自己的一份赔偿金时，出现了极端不讲理性的情景。毫无疑问，我们这是咎由自取。哪怕是傻瓜，都能为建设一个更理智的世界制定出一套计划，只要十分钟，五分钟就够了。但是要指望人民理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