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5/8 页)

。”象这一类的表

白，自然有不少是故作颓唐的反话，但也不可避免地涂上了消极逃避的色彩。应该指出，元曲不但在慨叹不合理现实的同时表现出消极的思想，而且还有很多感叹人生如梦、富贵无常、流光易逝，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至于那些以《知几》、《道情》、《乐道》为题的，就更为悲观绝望了。

作家们不满现实、逃避现实、希望及时行乐的态度，往往以归隐田园的方式，集中地表现出来，所以元曲以《归隐》，《恬退》、《村居》为题的作品特别多。包含在这些题目下的内容，是“闲身退出红尘外”，“向这水边林下，盖一座竹篱茅舍。”春天，在桃红柳绿、莺啼燕语中焚香静坐，闲奏丝桐；夏天，在松阴荷香下，和好友下棋，消磨长昼；秋天，“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冬天，“倚蒲团唤童重烫酒，看万里冰绡染就”。他们作伴的是渔樵；他们留恋的是诗酒；他们流连的是自然风光，田园佳趣；他们追求的生活境界是任情适意，散诞逍遥。象这样尽情地讴歌隐居生活，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元曲中从叹世到归隐的复杂的思想内容，乃是元代黑暗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元朝以蒙古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国，他们把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带到中原，虽然经过窝阔台和忽必烈的“汉化”（即向汉族原来的生产、统治方式靠拢，实行封建化），但贵族中的顽固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所以蒙古人在中原掠地放牧、驱人为奴等现象很长时间没有停止。为了保证他们在政权中的主宰地位，元朝统治者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政治、法律上都规定着不平等的待遇，以致蒙古、色目人可以随便欺压直至杀死汉人、南人而不受到处罚，而汉人、南人的反抗则受到严刑峻法的惩处。那些权豪势要之家，花花太岁公子，倚仗

父兄权势，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加以吏治的黑暗，社会秩序的混乱，这就使人民经常处于受迫害的地位。元代规定，中央各部院的长官都由蒙古、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地方上也设置蒙古或色月人的达鲁花赤（蒙古语，意即首长官）来总揽一切。这些长官大都昏庸而又暴虐，处在他们手下的汉族官员随时都会有不测之祸，他们管辖下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作用于作者的头脑，使他们发出了愤世嫉俗的呼声；而这些作者又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