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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孔里，不再想它了。

回到门口，我问老头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么亲人。他又为我在他的本子里查找，但一无所获。他知道是谁奉上这些花的吗？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来献花。微风把一绺绺头发吹到他充满皱纹的前额上。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蓝。一架飞机在低沉的轰鸣声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边的机场上。又有其他来访者抵达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实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国式宴请，吃的东西很少。没去之前，我曾经考虑过要给他们讲点布拉尼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张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谈话刚开始五分钟，我这念头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总共八个人，五个是文化委员会的，还有一个大使馆秘书、一个小个子中年同性恋者、一个批评家是来发表宏论的。席间有大量文学闲谈。同性恋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讲出些作家的名字来。

“有人读过亨利·格林[106]的新作吗？”大使馆秘书问道。

“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我觉得写得很好。”

同性恋者摸了一下蝶形领带：“你们当然知道可爱的亨利……有时说的话。”

他这样反复说了十遍，我环顾周围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与他同感，有人冲他大喊，那是书本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琐事。但是他们全都一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样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缘饰。我整个晚上所听到的唯有破碎冰针的叮当声，人们胆小怕事，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有一个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宽容的、热情的、自然的。最后气氛变得很令人讨厌。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热爱希腊，但是话噎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批评家对李维斯[107]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后来又对他破口大骂，把自己的一番高论给毁坏了。我们全都一样，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故国、女王、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标准口音，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道貌岸然，围绕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时准备对任何明智的欧洲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镇压。

典型的症状是在讲话中使用的人称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观点、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爱的作家、某人在希腊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国资产阶级复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烟熏黑的一个存疑符号，整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