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士大夫阶层(第6/14 页)
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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