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世界的王气(第3/6 页)
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共产党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而后来是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只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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