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理论(第2/3 页)

为地基来指导政权的行动、明确政权的奋斗目标和维系方式，而这些理论往往就发源于政权的合法性上。

武乡义军不像大明，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承袭了华夏数千年发展下来的纲常伦理、礼教清规，体系完善、理论扎实庞杂，武乡义军的“倡义救民”、“一切为了百姓、一切依靠百姓”等理论，要么只是一件粗浅的口号，要么是行为施政的措施，零零散散，并没有构筑起完善的理论体系，不成体系，武乡义军自然就称不上一个完善的合法政权。

吴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没办法，时代不同、生产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大明又没经历后世几近亡国灭种、百年屈辱之祸，后世的理论体系不可能照搬到这个时代来，必须要结合大明现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

但他对儒学经史可谓一窍不通，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能力，手底下几个读书人，杜魏石是个比他还激进的反贼，连孔孟二圣都看不上，让他帮忙改造，没准直接掀了天下读书人的桌。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掀读书人桌的政权，后世的太平天国便以基督教掀孔孟的桌，结果便是天下读书人和他们不死不休，宁助满清也不愿助同为汉人的太平天国。

武乡义军不是神仙，吴成更没有系统外挂可用，在工业革命培养起大量新贵、市民阶层前，这读书人的桌他还真掀不动。

除了杜魏石，洪磊是从吏员提拔上来的佐贰官，儒学经史指不定还没吴成了解的多，武老知县退隐乡林，而且年纪太大了，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弄这些麻烦事。

所以吴成也只能暂时把此事搁置，等着日后撞大运，有大儒名士来投，再将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和理论体系整合规划一番。

如今这大运还真撞进了吴成怀里，大明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上，而纲常伦理则发源于孔孟儒家，宋献策直接扯了孔孟的大旗为武乡义军的政权合法性奠基，这是对大明的釜底抽薪，是在掘大明存在的根基。

朱元璋以“宋运终而继之于元、元运终而中国无主”为由立国称帝，“承宋元之统而袭中国皇帝”，走的是正经的君臣纲常的路子，而宋献策却是直接从根本上否定了纲常伦理，认为纲常伦理扭曲了孔孟二圣的思想，根本不能算儒家的正统思潮，从朱元璋以降，明代两百余年推崇的君臣父子、纲常礼教全是走了歪路。

宋献策将孔孟之道归结为“仁”，要实现孔孟之道，就要尊“礼义”，尊“礼义”便要爱民护民，尊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