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姆(第2/7 页)

本阶级人的戏，这些人是当时已在管理国家事务的富裕商人和各类专业人员；虽然没有过明文规定，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作家在剧本中不应描写拥有头衔的人物，除非这些角色对他的主题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戏自然不能引起下层观众的兴趣。描写下层人的小说和戏剧也被普遍认为是可鄙的。如果这些阶层的人取得了政治权力，使广大观众对他们的生活也发生兴趣，就像过去一直对贵族的生活感到兴趣以及对于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一时感到兴趣那样，这将会让人觉得挺新鲜。

在这时期，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由于身份、名誉和地位可能自认为他们注定将成为历史人物。我发现那些人并不如我在想象中见到的那么才气焕发。英国人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民族，我常常应邀去一些对政治很有兴趣的家庭作客，在那儿遇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我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出有什么显著的才能。我得出也许是轻率的结论：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高度的才智。在那以后，我在各国结识了许多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我对那些人智力的平庸不断感到困惑不解。我发现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普通事情无知，我在他们身上常常看不到敏锐的智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有时候我想他们是靠说话的才能而居显位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除非你能使公众注意听你讲话，否则你几乎不可能升到权力的高位，而据我所知，说话的才能并不和思想的才能同时并存。但是，由于我看到那些我觉得并不很聪明的政治家都相当成功地处理好了公共事务，我不得不认为我是错误的：一定是这样，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特殊才能，这样才能可以和一般能力的缺乏并存不悖。我同样认识一些企业家，他们发了大财，使他的巨大企业繁荣兴旺，但是在和他们事务无关的一切领域里，他们甚至表现出缺乏常识。

我当时听到的谈话也不如我指望的那样聪明。那些谈话很少能给你以值得思考的东西。那种谈话是随便的（虽然不常常是）、轻快的、亲切的和肤浅的。他们从来不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到，公开谈论严肃的事是令人为难的，怕人家认为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便不去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根据我的判断看来，谈话除了礼貌性的玩笑话以外便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你很少听到一句值得去重复的俏皮话。人们也许认为文化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一个人能够有本事与众不同地说废话。总的看来，我认为我认识的最有趣、一贯令人高兴的谈话人是埃德蒙·戈斯。他读书很多，虽然似乎读得不很仔细，他的谈话却极端聪明。他博闻强记，有尖锐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