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告一段落(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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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章告一段落

在后世，曹操背负着奸贼之名，一举一动，在世人们的眼中，都属于“奸诈”之举，仿佛是一个只看重个人利益的政客，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对他性格的最佳诠释。

然而，在历史上，曹操却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是后者只注重个人的政治利益，而前者，则有超脱于个人利益乃至阶级利益的政治理想。

从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古代，唯有儒家学说能培养出这样的政治家来，因为道家讲究出世，是隐士的哲学，自然没法培养出政治家来；而墨家的学说又太过异端，以至于早早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夭折了；至于法家，法家的学说，是最注重现实的，也是最功利主义的，自然就很难有超脱自身的政治理想了。

曹操在他的《对酒歌》当中所描绘的“乌托邦”，主要还是建立在儒家王道乐土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与后世很多人把曹操的形象，定性为“法家代表人物”，是有一定的出入和冲突的。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首先来说，法家是没有所谓的“乌托邦”的，这种对完美政治制度的憧憬，也就只有法家以外的其余三家（儒、道、墨）才有，法家只需要把全国变成一台生产与战争相结合的大机器，让百姓全都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老老实实的按规矩运作就可以了，至于百姓的幸福度如何，他们是从来都不关心的。

其次，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学说实际也开始渐渐转入地下，不再公开传播和施行。事实上，帝王罢黜法家，并不是想真正消灭法家学说，而是想把法家学说垄断起来，使其成为专门的“帝王心术”，不再公开、广泛的流传罢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君还是臣，都急于给法家学说穿上一件新的外衣，来掩饰它的原貌。于是，“儒皮法骨”这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便由此诞生了。

曹操除了是一流的政治家以外，还是一流的智谋之士，自然懂得儒皮法骨这一套。因此，他在诗歌当中寄托政治理想的时候，用的是儒家的理论，称颂的是儒家的理想制度。而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他却又从不惮于运用法家的手段。原因很简单，其一，乱世用重典，需要借助法家的严酷手段，来重整社会秩序；其二，法家的手段，最为实用，也最容易取得成效，对急于收拾天下的曹操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尽管把巨鹿的屯营当成了自己实践政治理想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