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2/15 页)

就喝一杯，”他说，“一杯金色的透明的啤酒。”

“爸爸！”

“跟他妈一个样。”父亲一边嘟囔，一边踩下了油门，“我那金色的小美人儿啊，就这么走了。”

每到冬天，父亲一早就要喝一杯啤酒，几乎所有的冰激凌商人都有这个习惯，只是大多数都控制不住尺度。退休后，鼻子就越来越红。冬天里没什么事好做，整条街宛如死了一般。

我们经过索菲亚父母家的那座大房子，每个屋子里都亮着灯。她的父亲坐在客厅里，我没看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待在屋子后面的浴室里。我想着索菲亚那头金色的长发，那头我从来没梳过的头发。

一股烟从我们家的烟囱里冒出来，那片灰色溶解在早晨冷冷的空气里。父亲把路虎停在了奔驰旁边，车库前还有一辆水泥转筒车。父亲骄傲地说：“是我刚买的。”

“你不是已经有一辆水泥转筒车吗？”

“跟这个可不一样，这个容量大，还是橙色的。”

他是不会用这个转筒做出水泥或者混凝土来了，至少这辈子不会。

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说天气这么好，她真是太高兴了，整个人容光焕发。

“快来，”她说，“快去洗洗，把衣服换了，我们去教堂接着聊。”

卢卡刚从浴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把头发全都梳到后面，亮得跟乌木似的。我们经过彼此身边，过道很窄，都得微微侧身，背贴着墙，肚子和鼻子之间几乎没剩下什么距离。我看见了他的眼袋，也许他也看见了我的。

“大日子啊。”我说。

“是啊。”

“你看起来真帅。”

“一会见。”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过道里。我是他的哥哥，是他婚礼的见证人。他只跟我说了三个字，一年中就只有这三个字，三个毫无意义的字，跟“啊”或“哦”没什么区别。

浴室里全是弟弟的味道，他身体的味道，他的卧室和鹿特丹的阁楼里也是这种味道。他每天早晨掀开被子，那股暖流便扩散开来，钻进我的鼻子。有时我会梦到这样的场景。

我洗了把脸，穿上那件我足足背了一万公里的西装。西装有些褶皱，裤子上的折痕更大。

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向教堂，鞋跟敲打着砂石。母亲面带微笑，一会儿看看卢卡，一会儿又看看我，幸福极了，虽说婚礼还没正式开始。

圣马可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