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第1/3 页)

1932-2006

潘旭澜，福建南安人，文学理论家，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艺术断想》、《潘旭澜文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等。

<h3>小小的篝火</h3>

所有的衣服被盖中，我特别珍重的，只有一条黑白灰小方格相间的土布被里。它是母亲给的。

“文革”后期，“整人专业户”忙于各打各的算盘，无暇整治我，当然也不肯解放，就押送去干校，大约算是没戴帽的“牛鬼”。我在干校患了重病，有个工人宣传队员动了恻隐之心，说“就是犯人也可以保外就医嘛！”我才得以回福建治病。在妻子任教的中学住了几个月，病情逐渐好转。过年前夕，同妻子女儿一起翻山越岭，回老家去看望孤苦伶仃的母亲。

几年没见她，此时只有那眼睛和神态是我所熟悉的。上次见到时，行动还挺利索，现在已迟钝龙钟。她紧紧捏着我的双手，看了约莫一刻钟，嘴里一遍又一遍轻轻叨念：“可怜的儿，瘦成这样！”终于，憋不住流下两滴混浊的老泪，这才松开手，赶紧拿挂在襟前的破手帕揩去。七岁的女儿劝道：“祖母，别难过，爸爸病已好多了。”小孩说的一句话，竟比我和妻子好些劝慰要灵。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欣幸的神采，颇为吃力地蹲下来，先摸女儿的头发，从头到脚端详了好一会，说：“阿黎仔真乖真懂事——长得好快，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夜里二、三点，几次听见母亲在隔壁木板床上翻身的声音。她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她已宰好了两只母鸡。我急得差点跳脚：“阿母，你怎么可以宰了母鸡呢？还一下子两只！”她一共养了三只母鸡，是三个“小金库”，下蛋换火柴油盐，应付额外摊派，用场多呢。“还留一只哪。”母亲说。

母亲当然十分希望我们多住几天。见一次面有多难哪！可她知道不宜多住，免得引起风波。次日吃了早饭，她从壁角一个破木桶里，变戏法似地拿出用红绳子捆好的方格子布，上面还有一看就知道是她所剪的红“喜”字。对我和淑荣说：“你们结婚时，我连送两条好手帕也没能，心里总很不安。现在孙女都这么大了，补送你们俩这段我自己织的土布——”

母亲的诸儿女中，数我长得最瘦弱最难看。可她一向特别疼爱我。不知啥时，她有一只“米斗箍”金戒指，从不曾戴。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她悄悄拿给我，说将来要送给我的对象。我那时在读高中，心想离找对象还早呢，告诉她不如去换点吃喝。几年后，有次我从上海回家，向她说起姐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