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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去过希腊以后，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罗马令人感到抑郁的话，那么单调死板的伦敦还要糟上五十倍。在经历了爱琴海岸的空旷之后，我已忘记了伦敦的丑陋：那令人数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蚁般的拥挤。两种经历相比就如同见过了钻石以后见泥巴，或者见到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后又坠入阴湿的灌木丛。航空公司的汽车爬过诺霍特和肯辛顿之间那无边的郊区，我坐在车上心里直纳闷：有谁居然应该，或者会凭自由意志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气候？空浮的白云无精打采地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泛游，我听得见人们在说“可爱的天气，不是吗？”但那疲惫的绿色、灰色、棕色……它们似乎把我们见过的伦敦人的行动压缩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单一体。而对于希腊人，有一个特点我已经熟悉到不复注意的程度：每张脸都是独特的，带着明晰的背景。没有一个希腊人与另一个希腊人相像，而那天每张英国人的脸都与其他英国人的脸相同。

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4]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