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第6/10 页)

他叹息民族品德的消失，思索着品德的重造，并考虑从什么地方下手。他把希望寄托于“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在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的性情上的天真纯粹”。

沈先生有时在他的作品中发议论。《长河》是个有意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来写的作品。其他小说中也常常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他的“民族品德重造论”。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把他的思想包藏在形象中。

《从文自传》中说：

“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如别的言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现象。即使他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他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

沈先生那时大概没有读过恩格斯的书，然而他的认识和恩格斯的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是很相近的。沈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把他的思想深深地隐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后面。以至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们不知道沈从文说的是什么，他们就以为他没有说什么。沈先生有些不平了。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题记里说：“你们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说他的作品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这原是难怪的，因为这种热情和悲痛不在表面上。

其实这也不错。作品的思想和它的诗意究竟不是“椟”和“珠”的关系，它是水果的营养价值和红、香、酸甜的关系。人们吃水果不是吃营养。营养是看不见，尝不出来的。然而他看见了颜色，闻到了香气，入口觉得很爽快，这就很好了。

我不想讨论沈先生的民族品德重造论。沈先生在观察中国的问题时用的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或一个主教的眼睛。他是一个诗人。他说：

“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中，在静止中，我皆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不能同一切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

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他怀念祖母或老姑母们，是她们身上“蕴藉了多少抒情气分”。他讨厌“时髦青年”，是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