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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雅典的大不列颠旅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去机场。电话被接通到我要的柜台。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我说的名字他不知道。我拼给他听。接着他要我的姓名。他说：“请等一分钟。”

他几乎让我真的等了一分钟，但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带有希腊味的美国口音。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里见面时那个值班姑娘的声音。

“你是谁？”

“是她的一个朋友。”

“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

静默片刻。我明白了。几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培育着一个狂热的渺茫希望。我低头望着地上的绿色旧地毯。

“难道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她已经死了。”

“死了？”

我的声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静。

“一个月前在伦敦死的。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了。她服用了过量——”

我放下话筒。我躺回到床上去，盯着天花板看。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下楼去喝酒。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去。我对过来关照我的人说，我出于“个人原因”辞职了，但是我在不违背对马弗罗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诺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员会并没有为如此荒僻的小岛输送人才的责任。他听了马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说：“我并没有追逐男学生。不是这个原因。”

“我说老弟啊，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惊愕地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们心不在焉地谈论岛上的与世隔绝，谈论爱琴海，谈到该教育大使馆，让他们明白文化委员会不是他们的又一个附属机构，真是活见鬼。最后我随便问他听没听说过有个叫康奇斯的人。他没听说过。

“他是谁？”

“只是我在岛上遇到的一个人。似乎总是与英国人过不去。”

“这正在成为国民的新时尚。想挑拨我们去和美国佬对着干。”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这样吧。非常感谢，于尔菲先生。我们所谈大有裨益。只是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遗憾。但是不必担心。你所说的一切，我们会牢牢记在心里的。”

走向门口的时候，他一定是为我感到更加遗憾了，于是便邀请我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

但是我刚一开始穿越文化委员会外面的柯洛纳基广场，便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接受他的邀请。那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