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第2/3 页)

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对中国这一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

小时候，我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作“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了。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着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的许多别样的笑话，关于这些，父亲曾经任职导演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调皮的演员们，经过收集加工，载入了人艺的口头文学大系。我还想起父亲另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中，他有一天说：开大会时，先唱“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呀！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所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于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过去没有认真地想象过这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为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会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想象着父亲乘着轮船，越过茫茫太平洋，船离码头时，千万条彩带纷纷飘落的景象，这是我十六岁那年离家去插队之前，父亲告诉我的，使我增添了豪迈的激情。而我很少知道，父亲离家之后经历了什么。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这是犹如寻根一样的好奇。就是说，继“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我又有了“父亲从哪里来”的问题。“客自南洋来”的这个“客”字，总觉用得不妥。因我父亲早已不再是个“客”了，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的年轻调皮的同事开玩笑说：王导，你回来得太早啦，应当晚几十年回来，行情就走俏了。父亲对于这种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那时候不回来不行，政府在抓我。不过，父亲虽是早回来了几十年，如今倒还有一点点走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