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格里耶(第2/5 页)

向于难道我本人也曾促进这种演变？将这许多彼此相异的作家拉在一起混而成为一体。

克洛德·西蒙所特有的抒情性激情，娜塔利·萨罗特对形成人类关系组织中种种细微的攻守运动所进行的精细的活体解剖，以及关于描写人似乎被排除在外的那个冷酷世界加之于我的所谓“客观主义”，其间都有许多显著的区别，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的，毋需多说。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批评界加于我们所有的人反对我们？“新小说”这个命名本身，也只能有助于公分母的缩小。这样一来，如果有哪一位专栏作家对团体内部透露出某种对立现象加以强调的话，那么，按照那个分而治之的奇妙的老办法，这就有了赞扬一个打击一个的口实了。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一举将文学复兴的大趋势一笔勾销，而这种复兴无可置疑是本世纪中期法国小说十分突出的标志。

我们的敌人他们并没有死绝，远非如此！）到处散布新小说的小说家的标准像，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克洛德·西蒙都是用不上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几乎都被说成是抽象的、冷冰冰的、教条式的、没有躯壳的一帮理论家，我们写出的作品是任意胡来，我们写的文本，晦涩艰深，或者根本看不懂，完全不具备可感性，是与生活完全隔绝的。必须等待三十年，这样一个荒谬的形象才开始渐渐消退。有一些所谓阅读我的书的读者，在外出旅行途中，遇到我本人，看到我也热爱大自然、美酒或美丽的少女，大为惊奇，这样的事谁知发生过多少次？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之时，公众对我们新发表的作品看来感到有某种热情的亲近感了，如克洛德·西蒙的《归营田园的人们》Les Georgiques〉，娜塔利·萨罗特的《童年》（Enfance，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L’Amant,或我自己的《重现的明镜》（Miroir qui revient。

所以，十分明显，克洛德·西蒙同那种在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内虚构出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新小说派小说家完全相反。不过，就我而言，我倒十分愿意把他看作是我所理解的新小说的典范。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力，是这样强烈，又是这样富于个性，以致屈从于小说传统形式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还有那种直接的感觉，不仅引向人，也延伸到物，同样也深入到词语与语句的内容实质；还有一种决不妥协的忠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各自的努力进行到底，一本书又一本书地逐步推进，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抗议置于不顾，学院派批评妄图强行将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