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第2/6 页)

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气改得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的字样。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象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到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