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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是学校杂务特别多的一天，案头的学生作业堆积如山，批改起来单调烦琐，没完没了。还有期末考试的试卷也得进行最后评分。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我尽量不想朱莉。

我知道，要查清战前在此学校任教的英国教员的名单，请迪米特里艾兹帮忙是无济于事的。即使他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而且很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找学校财务主管，但这一回他也帮不上忙，因为全部财务记录在一九四〇年的飓风中荡然无存。星期二，我试着找了管理学校图书馆的老师。他立即走到一个书架前，取下一卷装订好的《创建者日志》，战前每年有一卷。这些日志记载的内容很宽泛庞杂，主要是给来访的学生家长看的，让他们留个好印象。卷末附有班级学生名单和“教授”名单。只用了十分钟时间，我就找到了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在该校任教的六位英国教师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地址仍然无处查寻。

这个星期过得特别慢。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眼巴巴地注视着村里的邮递员走进来，把信件交给学校的值班员，值班员慢悠悠地拿到各饭桌去分发。没有我的信。此时我已经不敢指望康奇斯会对我发什么善心了，但是我觉得朱莉不给我写信实在有点不可饶恕。

第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她们已经飞回英国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相信她一定会立即给我写信，起码是通知我一下。第二个可能性是她被迫取消周末活动计划，但是她仍然可以写信来安慰我，解释原因。第三个可能性是她被囚禁起来，不能与外人接触，无法给我寄信。我不大相信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有时还是很愤怒，想去报警。

日子一天一天地挨过去，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意外地得到了一点儿信息，那是在校图书馆翻阅英语图书，想找一段学生没有看过的合适文字做考题，我取下一本康拉德的小说。扉页上有D.P.R.内文森的名字。我知道战前他在这里教过书。底下写的是“巴利奥尔学院，1930年”。我开始翻阅其他图书。内文森留下不少书，但是除了贝利奥尔学院之外没有别的地址。有两本诗集的扉页上出现了战前另一位老师W.A.休斯的名字，但是没有地址。

星期四中午，我午餐吃得早，我对一个学生交代说，如果有我的信，请他送来给我。我原来估计不会有信，可是十分钟后，当我穿好睡衣准备睡午觉时，学生来敲门了。有我的两封信。一封来自伦敦，地址是打印的，是一家教育出版商的新书目录。但是另一封……

信封上贴的是希腊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