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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穿过砾石地走过来，开始拆卸银幕。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

“两天之后，人们在学校的墙脚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地上的血迹已经变黑了。他自杀了。这当然是一种悔罪的表现，但是他希望让村民们都知道。德国人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事隔不久，便更换了守备部队。报告对这一点也做了说明。”

“那七份报告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安东亲手交给赫尔墨斯一份，并请他把它交给战后第一个打听我的情况的外国朋友。另一份给了村里的一位牧师，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还有一份当他自杀时放在他的桌子上。报告是打开的，无疑想让他所有的部下和德国最高指挥部看到。其他三份完全不见踪影，可能是寄给德国的亲戚朋友了，也可能被截获。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最后一份战后才发现。它被寄到了雅典，是寄给一家报社的，还附了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邮戳是维也纳的，显然是托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寄的。”

“发表出来了吗？”

“是的。发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他就葬在这里吗？”

“葬在他的家族墓地，在莱比锡附近。”

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