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第2/11 页)
个别的还装了有色玻璃。
我去跟以色列诗人聂胡达·安米海聊天,他是诗歌节的荣誉诗人,即将获得金冠奖,那是一个诞生于1966年的奖项。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荣誉诗人会在诗歌公园里得到一块纪念碑,还可以在公园里种一棵树。聂胡达是跟妻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是其他诗人没有的特权。只有荣誉诗人的伴侣的机票可以报销。
这个事事都想得周到的女人比她的老公高一头,不光给老公拿饮料,有时还会回答我向聂胡达提的问题。我已经适应了世界诗歌节,国际诗坛巨匠的妻子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她们的老公。她们承担起一切,好让诗人们专心创作出神圣的作品。妻子们总走在前面,走向酒店的前台,走向自助餐厅,走向站在即将朗诵诗作的大厅里的主持人。
在斯特鲁加也一样,聂胡达的妻子突然走向电梯,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她对我说。接着诗人便无声地消失了,一会儿就被那闪亮的电梯门吞噬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未婚夫。”珊尼亚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上半身贴了过来,那二十个醉醺醺的俄罗斯诗人嘴里吐出来的热气足以让我窒息。一双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
这丝毫无法安抚人心,吧台前的俄罗斯人一直盯着我们,如饿狼一般,看着珊尼亚的背影,和那条把臀部包得紧紧的裙子。
“相反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珊尼亚说,“被谋杀的作家不计其数,就跟自杀的诗人一样。”接着把拿在手里的酒杯送到嘴边,继续说,“不过目前为止,因为跌进河里而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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