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临遗言(第9/14 页)
只不过这个“大会”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召开。
“北焦”已逝,“南黄”北上,京城一惊,名不虚传!
从北京回上海之后,黄佐临先生决心加紧努力,在“写意戏剧观”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演剧体系”的建设。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从事一个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让人忘了,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那年月,我见过很多“劫后余生”的前辈学者,温厚老成,令人尊敬,但思维都已严重滞后。没有一个能像黄佐临先生那样,依然站在国际艺术的第一线,钻研各种新兴流派,生命勃发,甚至青春烂漫。
那时候的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一位中年的前苏联女学者尼娜告诉她:“哎呀,我简直是爱上你爸爸了,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高贵、有气质的!”尼娜看来是真的爱上了,因此到处对别人这样宣称,终于传到了黄佐临先生耳朵里。他回应道:“那好啊,中苏友好有指望了!”
老年男子变“帅”,一定是进入了一个足以归结一生的美好创造过程。
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对“老年是诗的年岁”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他的长期观察。
当时,我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他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读完。我曾经估计,他可能更能接受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这样的书,却未必能首肯《观众心理学》(初版名《戏剧审美心理学》
)。因为《观众心理学》几乎否认了自古以来一系列最权威的艺术教条,只从观众接受心理上寻找创作规则。这对前辈艺术家来说,有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力。没想到,这部书出版才一个月,他的女儿交给我一封他写的长信。
他在信里快乐地说:“读完那本书才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摸索着观众心理学。这情景,莫里哀在《贵人迷》里已经写到,那个一心想做贵族的土人花钱请老师来教文学,知道不押韵的文章叫散文,终于惊叹道:原来我从小天天都在讲散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学。”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
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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