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6/13 页)

上级领导通过，有层层关卡。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怎干得了这个差事！

这样，我退下阵来。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既然我的语言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笔下的人物还有某些可信之处，并且还能传递出某些生活气息，我为什么非在话剧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物，我的语言出现在小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