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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现状。一个温梅尔校官。一个不知名的反抗分子。一个安东夹在中间，来不及采取行动自杀了，像个孩子。”

“也许我别无选择。”

他望着我，但没说什么。当时我感受到他的能量、残忍、无情，以及对我的愚蠢、忧郁、自私的不耐烦。他的仇恨不仅是冲着我的，而且是针对他认为我所代表的一切：在生活中被动、放弃机会，具有英国人的特点。他像是一个想改变一切的人，但做不到，为自己的无能而恼怒，只能找到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出气，或试图改变我的看法，或对我表示厌恶。

最后我垂下了眼睛：“你以为我是又一个安东。你是要我做这样的理解吗？”

“你是个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对自由的理解越多，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少。”

我试图理解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太急于讨好你是吗？”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拿起文件夹，“现在我建议睡觉。”

我表示抗议：“你不能这样对待别人。似乎我们全都是村民，你可以随意枪杀，以证明你某种抽象的自由理论。”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只要你抱有现在的自由观，拿枪去执行死刑的就是你。”

我又想起艾莉森，竭力不去想她。

“是什么使你如此肯定你了解我的真实自我？”

“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多少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了解它，并据此作出我的判断。”

“你的确认为你就是上帝，不是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没有回答。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不妨那么认为。我轻轻哼了一声，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

“现在你要我干什么？收拾好行李，走回学校去？”

出乎预料，这话似乎使他收敛了一点。他在回答之前稍显犹豫，接着泄露了天机。

“随你的便。明天早上有个小小的最后仪式，不过并不重要。”

“那好，我不想错过。”

我仰头干巴巴地冲着他笑，他若有所思地稍一点头。

“祝你晚安。”我转过身，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但他走到音乐室门口停住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会来。”

对他的话我也不搭理。他走进屋里去了。他说没人会来，我是相信的，但是在黑暗中我暗自觉得好笑。我知道，我威胁马上要走，使他内心感到惊慌，也迫使他又匆匆忙忙抛出一根胡萝卜[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