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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解放之前的标准衡量，就我的年龄而论，我想我的性行为算是很多的。姑娘们喜欢我，或者说是某一类型的姑娘。我有一辆汽车——这在当时的本科生中并不多见——我有些钱。我长得不丑。更重要的是，我寂寞难耐，每个粗俗男子都知道，这是对付女人的致命武器。我的“技术”是表现出不可捉摸、玩世不恭的态度，故作冷淡。然后，像玩白兔的魔术师一样，我掏出一颗孤独寂寞的心。

我没有算过自己得手几次，但是到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经和十几个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我发现，性方面的成功和短暂的爱情一样令人愉快。这就像一个人高尔夫球打得不错，但却鄙视这种运动一样。不管你是在玩的时候，还是在不玩的时候，都会被全面曝光。我的这些风流韵事都是假期里在校外干的。这样，新学期一开学，我就可以离开犯罪现场。有时候，对方会写信来纠缠几个星期，但我很快就把那颗孤独寂寞的心收回来，“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装出一副切斯特菲尔德般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结束私通关系，几乎同开始这种关系一样干净利索。

这听起来似乎工于算计，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真正的冷漠，而是因为我孤芳自赏，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很重要。我错把抛弃一个姑娘总会带来的轻松感觉当成是对自由的热爱。也许，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极少撒谎。在女孩子脱掉衣服之前，我总是小心地让她明白逢场作戏与明媒正娶的区别。

可是后来在东英格兰，情况复杂起来了。我开始带一位老教师的女儿出去玩。她长得漂亮，属于英国传统类型的美。她和我一样，很不安分。她显得颇为热情主动，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她的热情是有目的的：她想和我结婚。仅仅因为肉体的需要，可能会扭曲我的生活，这使我开始感到恶心。甚至有一两个晚上，我差点就要向珍妮特缴械投降了。她蠢得可以，我知道自己并不爱她，而且永远不会爱她。我常常想起我们分手的情景：七月的海滨，在我的车里，气氛极不和谐，她整夜抱怨不休，抽泣不止。万幸的是我知道，而且她也知道我知道，她没有怀孕。我回到伦敦，决心远离女人一阵子。

在罗素广场我租的房子下面，有一套公寓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空着，但是有一个星期天，我听到了动静，有关门的撞击声，还有音乐。星期一，我在楼梯上同两个其貌不扬的姑娘擦肩而过。我继续往楼下走，听到她们在说话，把所有的短音“a”都发成了短音“e”。她们是澳大利亚人。一个星期五，我和斯潘塞—